（见表1，略）数据来源：根据历年（2000-2009年）《中国统计年鉴》计算所得而中国经济外部失衡问题主要是指1990年代之后持续出现的"双顺差"现象。

虽然间接一点，但也是增加了城市化中的民办因素。所以到了国家工业化阶段，就是政府把资源集中起来抓工业化，抓钢铁。

国家工业化后来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再工业化。所以今天中国的城镇化率也就是世界的平均值，仅相当于美国上世纪20年代中的水平，或者日本1955年的水平。一样也是增加了普通人对经济机会做反应的空间，城镇化就上来了。但是，体制、机制的问题没解决，企业家的作用不考虑，布了局，也耗费了多少国家人才的心血，最后站得住脚的不那么多。新情况是土地负财政——政府以征地权负债，给城市留下一堆未来偿付的债务。

譬如上世纪50年代末吃了大跃进的亏，只好把2000多万城镇人口赶回农村，随后通过户籍、粮食、就业和福利等一系列制度，把城乡之间的门关上了。中部地区一个中心城市的人大还不错，提出可以背书，不过政府是不是将总债务情况拿到人大来报告一下，并且新增债务究竟怎么用，也要到人大来过一过。怎么办？首先要解决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，要确保农民对土地的占有、使用、支配和收益的权利。

进入 常修泽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改革 。第二个问题，如何防止和克服权贵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倾向？权贵主义和民粹主义，这两种倾向在中国都有，有些领域可能表现得比较突出。讲公平正义，对着谁？我看是权贵主义，包括资本权贵和政治权贵。应该为民资提供进入垄断行业的机会，同时我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也需要改革，这涉及到分红权和收益权的问题。

现在决策层讲改革的三性，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，从宏观上说是很需要的，但依我之见，还可以补充一性：改革的实质性，这是我一开始就想强调的问题。第三个问题，怎么样按照包容性的思维推进改革？今年，我在上海发表了《包容性体制创新论》，引起媒体关注，台湾报纸和香港有关通讯社作了报道。

常修泽：我提出五个问题与大家讨论。二是要解决资源产权制度问题。攻坚克难呐，这场攻坚战将会打得十分艰苦。三是垄断性行业改革问题。

三是垄断行业经营权制度问题。这是中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最短板的地方，虽然搞了多年，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。建议务必要增强改革的实质性，寻求有实质性的突破，这是当前老百姓和我们这个时代最期待的东西。现在大家说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。

其中的一小部分人，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获得好处。底下越民粹以后，上面的权贵也更厉害，甚至专权。

那篇文章讲了三个大屋顶。问题是，我们主要提防什么，对此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。

鉴于前些年，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边际演进的渐进式改革之路，到今天，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，余下的都是硬骨头。现在，我个人觉得，我们现在某些政府部门实际上或多或少已经被利益集团所绑架，我认为这不是个别的现象，某些部门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了它这个部门所属的利益。前两年，我到南美去考察，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规律性现象：上面是权贵，底下是民粹，上面越权贵，刺激底下越民粹。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的话，改革还可能处于胶着状态。首先是探矿权和采矿权转让的价格较低。这就是高收入阶层、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。

但是，讲这些，与民粹主义是两码事。因此一定要尊重、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首创精神，并针对现在存在的问题，切实保障人民权益，包括经济权利、社会权利、政治权利、文化权利以及生态环境权利。

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八年难产，中国改革史将怎样写？写出来会不会有些尴尬？大家不妨想一想。二是资源产权严重的缺失。

改革，也要靠实干才能兴邦。有三个重点：一是农村的土地产权。

中共十八大之后四十多天，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到广东强调改革开放之后，改革舆论开始升温，受此激发，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待值明显提升。中国怎么样排除两种倾向的干扰？应该清醒认识，前者主要是反的问题，后者，也要防止一些国家出现的民粹陷阱问题改到深处，就需要自己砍自己的手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建议务必要增强改革的实质性，寻求有实质性的突破，这是当前老百姓和我们这个时代最期待的东西。

此外，采矿企业应当承担的成本，比如说人工的成本，矿山安全成本、挖矿的生态修复成本没有到位。要把这三个方面都能照应到，就需要有包容性。

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的话，改革还可能处于胶着状态。改革能否突破的关键所在，是能否摆脱利益格局中某些‘障碍力量的束缚。

谁之过？应该有一种对付的机制，我们现在还缺乏，看不到一种强有力的机制来摆脱利益格局的掣肘，来打破利益格局的羁绊。就改革而说，有个海纳百川的问题。

有三个重点：一是农村的土地产权。这是中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最短板的地方，虽然搞了多年，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。在改革的战车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，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堡垒面前。现在决策层讲改革的三性，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，从宏观上说是很需要的，但依我之见，还可以补充一性：改革的实质性，这是我一开始就想强调的问题。

这种情况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。近年来产生了新的固化利益格局。

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博士生导师、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常修泽在座谈会上指出，深化重要领域改革，将会遇到一些障碍，其中，固化的利益格局的障碍可能是最大的障碍。有四个支柱，产权界定要清楚，产权配置要合理，产权交易价格要科学，产权保护要落到实处。

讲公平正义，对着谁？我看是权贵主义，包括资本权贵和政治权贵。鉴于前些年，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边际演进的渐进式改革之路，到今天，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，余下的都是硬骨头。